一再提醒自己不能只看暢銷書,應該自己去發覺好書,這也是《追風箏的孩子》出版這麼久、在排行榜上停留數月之後我才揭開此書的原因之一,當然此書沒有令我失望。
我很慶幸在閱讀此書之前,我早已經閱讀過阿颯兒納菲西(Azar Nafisi)的《在德黑蘭讀羅莉塔》以及香港戰地女記者張翠容的《中東現場》,如果說《在德黑蘭讀羅莉塔》是指出中東婦女的哀歌、《中東現場》是指出中東報導文學的陰影,那《追風箏的孩子》就是賦予希望、祈禱、贖罪的祝福,在這些書中相互交融的混濁之處,可以看到中東世界共通的悲傷,一個不穩定的國家社會所造成的失衡。
看到不少讀者把感想放在「友情」上,也有讀者強調後悔、種族歧視、社會階級不平等、中東世界概況上,不管讀者所關注的點在哪裡,也許是暴力,也許是戰爭,只有一個問題,難道我們所處的國家社會沒有嗎?只是嚴重性與否而已。記得數年前一位小妹妹遭受性暴力造成子宮穿刺傷,那時我在電視前哭了起來,伴隨著電視主播略帶哽咽的聲音,之後我更加厭惡施加於無辜孩童身上的暴力,之後幾年我一直關注這項新聞的後續發展,那位現在已經升上中學的少女,在新聞從業人員、社工醫生、母親的保護下,她還是得帶著機器、伴隨著對男人的恐懼繼續生存下去,這只是台灣社會的一個治安黑點而已,然而在很多國家中,如同香港戰地女記者張翠容在《中東現場》所描述的,她親眼所見一位被輪暴無數次的少女站在街頭,眼神空洞,記者轉述當地居民的話,那位少女碰到性侵害只能害怕的閉上眼,彷彿「沒看到」就能假裝這件事沒發生過,也許是她和她國家的人都已經麻木了,而許多比她幸福安全的人還在假裝「沒看到」,把過錯留給被傷害的孩童,只因為她(他)是孩子、她(他)不知道社會險惡、她(他)的父母為什麼不看著她(他)、她(他)為什麼不反抗,感覺上暴力是被允許存在的,只是看加害者有沒有被激起施展暴力的慾望而已,如果是這樣,只會悲嘆於現在這個社會怎麼會這麼沒有是非、沒有同理心呢?
姊姊現在獨自一人在中南美洲自助旅行,走過中南美幾個國家,考量過身體負荷、天氣、語言問題,然後轉到治安問題,我和姊姊所能做的竟然是我曾經很不贊同的做法,我建議我姊身帶保險套、事後避孕藥,告訴她說如果遇到強暴,金錢無法解決的話,求歹徒使用保險套,然後吃事後避孕藥,很悲哀的一種想法,然而卻看到不少資深背包客這樣建議。如果發生不幸,這個社會不會同情一個成年、自願前往、獨身的女性,會覺得她自作自受,一句「誰叫她要自己去?」隨即打發,即使她強壯、裝醜、天黑後回旅館、盡量與白人女性同行、只向政府機關和警察或背包客求援。這個社會何時變成不會與被害者同一陣線了?何時不再同情被害者只會質疑被害者的無辜了?只因為他們是某一個種族階級?或是他們是那個社會的弱者?
如果《追風箏的孩子》中的哈山遭遇到這些暴力,四周的人只會說:「誰叫他自己一人去追風箏?」、「他為什麼不反抗?」、「誰叫他是哈札拉人?」這樣的社會已經沒有希望了,然而我卻意識到我所處的社會逐漸走向沒有希望的道路。
我很慶幸在閱讀此書之前,我早已經閱讀過阿颯兒納菲西(Azar Nafisi)的《在德黑蘭讀羅莉塔》以及香港戰地女記者張翠容的《中東現場》,如果說《在德黑蘭讀羅莉塔》是指出中東婦女的哀歌、《中東現場》是指出中東報導文學的陰影,那《追風箏的孩子》就是賦予希望、祈禱、贖罪的祝福,在這些書中相互交融的混濁之處,可以看到中東世界共通的悲傷,一個不穩定的國家社會所造成的失衡。
看到不少讀者把感想放在「友情」上,也有讀者強調後悔、種族歧視、社會階級不平等、中東世界概況上,不管讀者所關注的點在哪裡,也許是暴力,也許是戰爭,只有一個問題,難道我們所處的國家社會沒有嗎?只是嚴重性與否而已。記得數年前一位小妹妹遭受性暴力造成子宮穿刺傷,那時我在電視前哭了起來,伴隨著電視主播略帶哽咽的聲音,之後我更加厭惡施加於無辜孩童身上的暴力,之後幾年我一直關注這項新聞的後續發展,那位現在已經升上中學的少女,在新聞從業人員、社工醫生、母親的保護下,她還是得帶著機器、伴隨著對男人的恐懼繼續生存下去,這只是台灣社會的一個治安黑點而已,然而在很多國家中,如同香港戰地女記者張翠容在《中東現場》所描述的,她親眼所見一位被輪暴無數次的少女站在街頭,眼神空洞,記者轉述當地居民的話,那位少女碰到性侵害只能害怕的閉上眼,彷彿「沒看到」就能假裝這件事沒發生過,也許是她和她國家的人都已經麻木了,而許多比她幸福安全的人還在假裝「沒看到」,把過錯留給被傷害的孩童,只因為她(他)是孩子、她(他)不知道社會險惡、她(他)的父母為什麼不看著她(他)、她(他)為什麼不反抗,感覺上暴力是被允許存在的,只是看加害者有沒有被激起施展暴力的慾望而已,如果是這樣,只會悲嘆於現在這個社會怎麼會這麼沒有是非、沒有同理心呢?
姊姊現在獨自一人在中南美洲自助旅行,走過中南美幾個國家,考量過身體負荷、天氣、語言問題,然後轉到治安問題,我和姊姊所能做的竟然是我曾經很不贊同的做法,我建議我姊身帶保險套、事後避孕藥,告訴她說如果遇到強暴,金錢無法解決的話,求歹徒使用保險套,然後吃事後避孕藥,很悲哀的一種想法,然而卻看到不少資深背包客這樣建議。如果發生不幸,這個社會不會同情一個成年、自願前往、獨身的女性,會覺得她自作自受,一句「誰叫她要自己去?」隨即打發,即使她強壯、裝醜、天黑後回旅館、盡量與白人女性同行、只向政府機關和警察或背包客求援。這個社會何時變成不會與被害者同一陣線了?何時不再同情被害者只會質疑被害者的無辜了?只因為他們是某一個種族階級?或是他們是那個社會的弱者?
如果《追風箏的孩子》中的哈山遭遇到這些暴力,四周的人只會說:「誰叫他自己一人去追風箏?」、「他為什麼不反抗?」、「誰叫他是哈札拉人?」這樣的社會已經沒有希望了,然而我卻意識到我所處的社會逐漸走向沒有希望的道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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